一位抱着孩子的妇女要我跟她走。在经过一段不远的路之后，我在一个小卖部见到了四五位东北口音的男子。他们中的一位站起来跟我谈价格。
我知道自己要找的正是他们。我想买一张1月26日从北京到贵阳的火车票。我托了不下10个朋友，但没有任何结果。我还打算去火车站排队。但是另外一个朋友的经历打消了我的念头。他熬夜排了几个小时还是没有买到票，虽然他排在长队的第二位。
这是还没有买到票的小刚讲述的经历。在北京西客站，这样的故事信手拈来，毫不费力。在春节前后，火车票是中国最紧俏的东西。买到票了吗，也成了朋友见面的问候语。
春节回家是中国人的传统，这也造就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集体迁徙。铁道部春运办负责人说，今年春运预计将有1．44亿人次的人流，通过只有7．5万公里的铁道流向祖国的四面八方。
中国的国有铁路系统显然无法在这个特别的时刻承担如此庞大的人流。尽管铁道部每年都会拿出4500辆客车供调剂使用，但也只能满足需求的一半。从1月21日起，火车票价上浮了15%-20%，但是这并没有起到铁路部门所宣称的“削峰”作用。一些买不到火车票的旅客最终把目光转向了票贩子手中的高价票。
但是，自从春运开始，那些票贩子就没了踪影，为了找到他们，小刚颇费了一番周折。实际上此前他已经在火车站广场转悠了好半天，但是过去那种很多人围过来问他是否要票的场面并没有出现。
这归功于公安部门展开的严打行动。这场“春运蓝盾行动”确定的目标正是倒卖车票等违法犯罪行为。北京站公安段宣秘室马建朋说，截至1月24日，北京站公安段已经打掉非法订票点20多个，收缴了385张、价值近8万元的火车票。小刚遇到的那些票贩子对此也很清楚。一个票贩子说：“今年抓得特别凶，前两天就公审了20多个。”当然，这意味着去年北京到贵阳加价300元的火车票，今年要价是加价500元。票贩子根本不和小刚讨价还价。当小刚试图转向另一位票贩子时，他被告知：不能接别人谈过的活儿一直是这一行的行规。
大多数人指责票贩子，认为正是这些票贩子让他们买不到票。但是也有人不这么看。五年前经济学家薛兆丰写过一篇文章，指出票贩子的存在是因为在需求远远大于供给的情况下，火车票涨价幅度没有达到均衡价格，黑市上的价格才是均衡价格，国家应该得到的收益落到了票贩子手里。
薛的文章似乎可以说明为什么票贩子虽经严打却难以杜绝。实际上现在的票贩子有了更强的反侦查能力。北京站公安段副段长薛东说，现在车站附近的票贩子团伙往往有5－6道程序，第一个人在车站等需求，第二个人就到了胡同里，第三个更远，只要前面的人觉得情况不好，马上就会打电话或者发短信告诉后方的人注意――“警察来了，快跑。”
为逃避打击，票贩子的贩票链条越来越长，每个环节间的距离也越来越远，“最后一个人有的都到了崇文门”。薛段长说，“一般来说，最后一个环节一般就是孕妇或者抱小孩的妇女，按照规定，这样的情况我们是不能抓的。”
这正是小刚遇到的情况。妇女出去接活儿，男人隐藏起来拿票卖票。
在火车站直接兜售只是票贩子的一种“业务模式”。另外还有“固定的雇佣关系”、“非法的代订网点”、“网上转卖”等。“固定的雇佣关系”是指一些单位或者团体与某些票务代理具有长期的固定关系，如果团体需要，这些人就会马上去联系票源；所谓“非法代订”指的是在北京一些外地人聚集地，如木樨园、赵公口、大的建材城等地方随意挂一个代订标识，开展倒票业务；此外，网上非法贩票更是五花八门。
根据北京市社科院几位社会学者的调查估算，在北京站和北京西客站活动的票贩子就有1万人。票贩子有1/3以上来自东北三省，东北老工业基地受到冲击导致下岗人员很多。农业大省河南排序第二，主要是失地农民。他们的调查显示，一些“高级”的票贩子，在春运这样的旺季，每天收入在1000-3000元之间，而一些“低级”的票贩子，旺季时每天收入在200-600元之间。
或许正因为如此，票贩子才会“常年抓捕，常年抓不尽”。不过，如果我们支持薛先生的说法，那是否意味着火车票价要翻几番才合适？实际上薛先生的文章每年春运都会引起大规模的论战。杭州的董纯先生不同意薛先生的观点。他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站上说：春节回家是一种不可遏制的心理需求，对价格极度不敏感，涨价只是为铁路部门攫取了不当的垄断利益。
北京站公安段的薛东副段长说，票贩子猖獗，是因为这里面有利益，根本的原因还是运力紧张，“为什么站台票没有人倒卖？就是因为什么时候来都有，买多少张都行，没有什么利益空间。”他说，“除非实行实名制等硬性的措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铁道部副部长胡亚东1月中旬曾表示，到2010年，我国铁路运能紧张状况将有效缓解，春运期间“一票难求”的状况将明显改善。不过也有人担心，如果按照春运的规模投资铁路，迟早有一天中国的铁路也会出现过剩――那时候火车票价格再低也不能吸引足够多的乘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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